上海成考网复习资料_上海成考考试

　　疫情后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状态》（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所讨论的情形来形容。所谓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或者用一个更常见的说法——“紧急状态”，指的是权力在一般性的秩序被悬置起来后恢复了其完满的特性，而秩序与法则变成空虚的状态。疫情这只“黑天鹅”所导致的“例外状态”是如此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至于人们在回想起2019年时，仿佛在说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这或许就是“例外状态”对我们身心造成的影响。

　　尽管“例外”是“常态”的对立面，但是当“例外状态”持续到第二年时，所谓的“例外”本身也就成了“常态”了。2020年若尚给人某种“新鲜感”的线年的生活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内外的重压。这种重压不仅仅是经济压力下物质生活层面的“消费降级”，还表现为在急速变化的局势中找不到稳定精神依托而导致的焦虑与不安。人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在这兼具旧秩序崩溃所带来的混乱与新世界诞生之可能的例外状态中，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又应当如何行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理解崩溃中的旧秩序到底是什么。或许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从最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看，旧秩序首先是14-15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华勒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可以算是对此最凝练的概括之一，他对“万物商品化”过程中充满辩证意味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讨论发人深省，也对解释当下中国社会中家庭支持下的青年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具有启发意义。华勒斯坦的作品固然精要但也失之过简，扬·卢滕·范赞登的《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更为细致地从利率水平、市场环境构建、出版业、婚姻年龄等社会层面描绘出中世纪的欧洲如何走向工业腾飞的“漫长跑道”。当我们了解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时，才能理解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的论断“资本主义并不根植于某种超越历史的自然规律”。伍德在书中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学术史讨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靠抓手。

　　上述作品关注的都是宏观过程和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

　　则聚焦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探讨了中世纪彼此关系疏远的开放世系家庭如何在宗教改革时代完成“圣灵的家庭化”，并最终形成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重视成员纽带的“封闭的核心家庭”。这一过程不仅是观念的转变，更是生产方式改变的反映。迈克尔·米特罗尔在《欧洲家庭史：中世纪至今的父权制到伙伴关系》（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就强调，生产过程从家庭手工业转向集中的大工厂加速了家庭的小型化和成员关系的紧密化，这种紧密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代死亡率，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更充足的劳动力。家庭模式的变迁便以此和生产方式联系在了一起。Keith Wrightson的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J. A. Sharpe的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Arnold, 1997）则将家庭、人口、土地、犯罪和贫困等要素编织成一张相互作用的紧密网络，为我们理解英国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度转变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俯瞰的视角。

　　同一时代的中国也绝非一成不变的“木乃伊”。易劳逸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以优美的文笔概述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面向。高王凌在《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则着重讨论了乾隆在控制粮价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手段，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前现代国家遇到了后现代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在此展现的活力绝非一句“封建社会”可以抹的。事实上“封建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是超越历史的形而上的概括，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就极为细致地分析了“封建”这个词是如何被泛化乃至滥用的。若结合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对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讨论，才能更好地理解许多我们今日熟知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资本主义的胜利绝非一蹴而就，资产阶级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了世界”。这一改造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维度：从近代早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最终成型的现代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尽管宣扬“主权平等”的观念，但是却从诞生始就充满了地理空间上的霸权主义与文明等级论色彩，正如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中所总结的那样：“人类社会的空间差异被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而文明使人类社会趋向于一致（这同时也是资本的要求），这导致一种全球行为准则的诞生。比如在边界问题上，军事手段被条约所取代，模糊边境被边界取代。”

　　中所描绘的那种充满幻想与奇异关联的中世纪世界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几个近代大帝国永无止境的掠夺与扩张。在海洋上，有桑贾伊·苏拉玛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实践；在陆地上，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两卷本《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则是描绘帝俄兴衰的恢弘巨著。俄国的历史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几乎可以与领土扩张画上等号，这一趋势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才真正得到实质性的遏制。奥兰多·费吉斯的《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极为细腻的笔调为我们呈现了这场充满了狂妄、愚行与肮脏的战争。英、法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却不过是用自己的拙劣表现成就了世人皆知的南丁·格尔，但南丁·格尔很大程度也不过是沾了英语话语霸权的光。人们只记住了南丁·格尔，却不知道俄国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他发明了“伤员分流系统”并且广泛地采用麻醉，使自己手下的伤员存活率高出英法两倍有余。克里米亚战争所象征的西欧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对抗不仅是政治-外交层面的，同样也是文化层面的。奥兰多·费吉斯的另一本作品《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就着力描述了俄国文化中“西方性”与“俄国性”之间持久的冲突，到了民族主义的时代，这对冲突中又加入了俄国的“亚洲元素”，这三种要素之间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俄国文化永恒的内在张力。

　　当然要论帝国扩张史之最，俄国还是难以和大英帝国相比。一般而言，人们把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看作是英国取得海上霸权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加勒特·马丁利在《西班牙无敌舰队》

　　却告诉我们，事实上英国海军不仅在质量上，甚至在数量上都强于西班牙海军，所谓的“无敌舰队”更多的是西班牙人讽刺的说法。只是英国人自我包装的能力太强，才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以弱胜强”的印象，这也是英语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一个表现。有太多的作品致力于将不列颠民族崇尚的实力政治包装为正邪斗争，如巴巴拉·W.·塔奇曼的《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本·威尔逊的《黄金时代：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重铸大英帝国：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都是类似的作品。尽管我们在阅读时应批判其中关于英帝国描述虚伪一面，但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些书籍如何将霸权构建得“合乎道义”，对于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而言，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课。

　　和C. C. Eldridge 编纂的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是更好的选择。前者是关于英帝国扩张原因和特点深入浅出的总括，后者是分析这种扩张对英国社会与殖民地所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对于英帝国而言，印度无疑是其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然而在英国殖民之前，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曾有着辉煌的历史，贾杜纳斯·萨卡尔的《皇位之争：奥朗则布和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生动地叙述了莫卧儿极盛时代的君主奥朗则布青年时代直到掌握权力的精彩故事。然而奥朗则布自身的赫赫武功却反而成为其统治印度之薄弱的证明，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各处平叛以及抵御萨法维波斯的入侵，这种高度不稳的统治结构在奥朗则布死后导致了莫卧儿的分裂，英国才能以东印度公司为媒介趁虚而入。浅田实的《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是了解东印度公司的浅显入门作品。那些在印度成为暴发户的英国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影响英国的政治，这与伍跃在《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对商人通过捐纳而进入中国政治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在东方掠夺的不仅有财富，还有艺术品，马娅·亚桑诺夫的两卷本《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就生动地告诉我们那些大英博物馆中的藏品到底是怎样用各种暴力与卑劣的手段运到英国的。

　　就指出了英国模式对于这位奥地利最的政治家的强烈影响。而安德鲁·罗伯茨的《拿破仑大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则是这位英国人的敌人的上乘传记。不过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敌友，我们也应当关注更为隐秘层面的抵抗。例如迈克尔·卡瓦斯的《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就讨论了走私者如何抵抗本垄断与国家专卖的研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讨论了地方结构对政府权力扩展抵抗。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王大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9年）亦可视作近代社会面对不断扩张的“大政府”的反弹，无论这个政府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这些抵抗者所代表的暴力传统与鲁大维在《神武军荣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和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结构，1680-178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中所强调的那种崇尚荣誉、服从、等级与秩序的官方暴力文化迥然不同，其相互作用之间的对抗冲突也是18-19世纪社会秩序演变的重要议题。

　　历史最终证明，有组织的国家暴力终究是更胜一筹。但是暴力作为手段则必须服从于更高层面上的价值理性，否则不受控制的工具理性便很可能如韦伯所担忧的那样是理性本身走向其反面。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在《春之祭：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

　　所描绘的战前欧洲社会就如同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样陷入非理性的残忍狂喜之中，是人们成为祭品而不自知。这种癫狂既是心灵层面的，也有赖于药物的使用。诺曼·奥勒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中就指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从元首到普通士兵都大量依赖被称为“帕飞丁”（parvitin）的才能维持战争所需要的亢奋状态。然而纳粹的暴行却又是高度理性化的，克里斯托弗·吕康在《硝烟中的葡萄酒：纳粹如何抢占法国葡萄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就以葡萄酒为例为我们呈现了高度理性化与系统性的战争掠夺是如何实践的。

　　正是纳粹的这种疯狂与理性的两面性，才使欧洲陷入了的毁灭。也正是这样彻底的毁灭才使战后的反思如此深刻。基恩·罗威的两本关于二战的反思与总结《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

　　和《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我读过的同类型作品中的佼佼者。罗威这本书几乎全面地网罗了二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经历战火的亚非欧到间接参与的拉丁美洲，从超级大国到流散的个人。罗威记录了许许多多人的故事，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流畅叙事，为我们带来剥去了神话色彩后“平衡”的真话，以及发人深省的思索。我特别强调“平衡”是因为罗威叙述中无与伦比的对称性。他在解构战胜国的“英雄神话”的同时也不忘重审战败国的“妖魔神话”，在讨论战后的科技乌托邦设想时，也关照了社会治理中的乌托邦实践。最后再将镜头由远及近，从国家组织和超级大国一直到一般的个体，使得战争带来的影响得以层次鲜明的铺陈，其文笔的精巧令人叹服。

　　然而二战结束后人类构建进步与和谐社会的努力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下被无情地击垮了，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个维度，20世纪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与美国的单极格局。新自由主义如同麦克·布若威的《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

　　的书名所形容的那样，不断利用人类的贪婪本性“制造甘愿”，并使人异化。这种异化既造成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提出“虚假的阶级意识”，同时也如乔治·里茨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提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力而甘愿受到物的奴役，进而成为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贪婪滋养出了最令人炫目的企业。其中影响力的大概就是那些所谓“军工复合体”。尼克·图尔斯在《复合体：军事如何入侵我们每日的生活》

　　中指出，这些复合体不仅制造了毁灭性的武器，同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日用品的供应商。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渗透才为这些企业带来了“大到不能倒”的超经济影响力，同时这种影响力也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但仅仅是暴力绝无法成就霸权，美国巨大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学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麦克尼尔的《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就以哈钦斯校长治下的芝加哥大学为案例，为我们勾勒出美国大学在二战期间如何从老欧洲手中夺取学术领头羊的地位的过程。对于挑战者而言，了解对手，学习对手的优势并最终超越对手乃是必由之路，美国是这样崛起的，那么后来者也理应如是。

　　知彼还要知己，超越对手之路上的困难不仅来自对手的打压，也来自于内部的挑战。例如人口问题与城乡问题的讨论，我认为仅仅停留在人云亦云或者个体经历的层面理解是难以得出答案的。许多的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陈剑的《中国生育革命纪实》

　　非常详细而客观地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政策的得失，熊易寒的《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则讨论了现代化运动中的城乡居民的认同是如何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所导致的代际撕裂也是如今普遍存在的问题。刘岩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则从文化角度切入，将赵本山现象与东北不顺利的市场化改革联系在一起。赵本山所塑造的那些“丑角”身上的笑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边缘群体“跟不上时代浪潮”而造成的尴尬。许多人对于这种尴尬感同身受的体悟才使赵本山的小品借春晚这个舞台获得了“共时性”。在诸如《卖拐》这样的小品中，关于市场化的黑幕的揭露以及言语间对过去的社会主义风格的语言的戏仿让人们得以在“消费共有的过去”的同时，也意识到现代社会中的契约理性精神和传统农村的朴素正义观之间的某种张力（这在《马大帅》中也有体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能够消费的“共同过去”越来越少，社会的分化也使人们共享的话语日益消失。春晚也因此失去了世纪初的那种影响力。

　　尽管我们相信新世界终究到来，届时“例外状态”也就自然解除。但这究竟需要多久，哪怕最的学者也难以回答。在这动荡的时代中，或许只有不断地阅读才能抓住维持自身稳定的“知识之锚”。令人欣慰的是，许多人已经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或者韦伯的经典作品，但是更多的人还是苦于缺乏必要的时间和知识储备去钻研，所以在最后，我想再推荐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作品尚·纽曼·杜康吉的《沙滩上的马克思，生活中的资本论》。

　　这本书以相当轻松而易懂的语调带领人们走入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没有晦涩的语言，没有冗长的书单，只有咖啡馆漫谈式的娓娓道来。若这本书能够带领人们真正走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进而通过阅读原典而真正理解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那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于社会，都不会是一件无意义的事。

　　答案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全国统一：高起专： 文史类、外语类、艺术类、公安类：语文、数学（文科）、外语。 理工类、体育类、西医类、中医类：语文、数学（理...

　　三、上海护理专升本去什么学校呀谁能给介绍下是自考还是成考呀上海成考网复习资料自考可以选择复旦的护理专业，但是这个系统内的考试，不太适合社会考生。 建议楼主选择成考，毕竟护理专业的实践性很强，光是看书没有办法学好护理，成考是在学校授课，有比较多的实践机会。而且选择的学校也比较多比如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成考的报名一般在七八月份，考生在十月份左右。还来得及复习。四、成考复习资料是不是每年都一样上海成考考试答：可以说差不多,也差不太多,我07年参加的成考班,但08年考的,我没换新教材还是用老的,考的还不错,今年的分数线年会不会再高,成考题不是很难只要认真看书就能过,如果没信心找家培训机构报个合作院校友包你过

　　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特别策划推出“美之飞扬 共筑梦想”体育题材美术作品线上展。展览以“夺冠硕果”“竞技之美”“全民健身”三个篇章，通过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和上海中国画院的馆藏作品，看新中国以来几代艺术家们对于体育这一命题鲜明时代气息的表达。

　　“体育题材美术作品线上展”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漫画、雕塑、民间美术、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创作时间跨度长达70余年。其中，如丰子恺的《齐心协力》、陆俨少的《冰上运动》直接表现了运动场景；也有如俞云阶《夺冠》、周鍊霞《硕果》在获得奖牌背景下创作。

　　1972年，丰子恺以划龙舟表达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奋进精神。《齐心协力》的画中题诗道：“风波历尽太阳升，此日中流自在行。舵手英明划手健，齐心协力向光明”。龙舟在中国是一项延续千年的体育竞技，这种世代延续运动也为华夏儿女铸就梦想开启引领的方向。

　　陆俨少的《冰上运动》描绘了一位少女正踏着冰刀在冰面上舞蹈，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一门颇为冷门的运动项目，但在陆俨少的描画下，少女的身姿飒爽，充满了蓬勃之朝气。乒乓被誉为中国“国球”，路边的石板、屋里的长桌，都能成为乒乓球对垒的简易场地。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体育开展如荼，乒乓正是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一种休闲健身方式。画家汤义方1960年代的作品《比一比》生动描绘了孩子们在一块自己搭建的乒乓桌上对垒的场景，画中的孩子有说有笑，神态各异，生动盎然，同时画家也以儿童的形象寓意祖国的未来蓬勃发展。

　　从1953年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到中国冬季项目世界冠军，再到冬奥会赛场上的首枚，直至2022年北京冬奥之约，中国体育所代表的已不仅是运动形式，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促发高尚精神的媒介。

　　吕蒙的《跳水》以版画的形式、运用了红、绿两种对比色，生动地刻画了海水与卷起的朵朵浪花。海滩上的人们三五成群，在玩水、跳水。海滩上，正跑来俩小孩，姐姐拉着弟弟，沙滩上还留下了他们红色的脚印。作品展现了人们安居乐业，劳逸结合的新中国新景象。

　　其实一些老画家本身也对体育有着浓厚的兴趣，比如王个簃青年时曾在江苏省运动会上取得过优异的名次。因此从艺之后的王个簃也一直心系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曾为女排队员作画，祝贺她们取得世锦赛冠军。他在1972年创作的《乒坛盛开友谊花》，也是这一题材中的佳作。

　　此外，以油画见长的俞云阶用中国画《夺冠》表达1986年汉城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94金高居榜的喜悦。画家用色大胆强烈，笔墨洒脱，将公鸡夺冠之神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深厚的西洋油画的功底，使他的水墨作品既具国画笔墨特点，又兼西洋画浓郁的色彩表现。

　　华君武《牛年迎八运 纪录又更新》27.8x23.4cm 漫画 1997年1月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藏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表达出越来越多的运动门类，体育与艺术的融合恰是“力”与“美”对话，体育运动的精神和观念也通过艺术家之手予以了不同的表达。

　　同为雕塑作品，何鄂的《摔跤手》蕴含了浓浓的民族特色，吴慧明的《力》以简练的手法把人物间复杂关系处理得整体和谐，并为其赋予古代雕塑的质朴感。

　　张培成的《做体操》，虽然运用了中国画的材质，但已经不是传统的样式，其笔墨自然流露，通过线条轻松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动态图样式。从画面中能清晰地判断出主体是四位正在做体操的运动员，他们正摆出不同的姿势，有的站着做伸展动作，有的站着，有的在弯腰做拉筋动作。画面构图严谨，呈现的是畅快与和谐。

　　徐匡的版画《金色的赛马场》吸收了素描中的细腻明暗关系，上海自考复习备考，在疏密有致的对比之间，突出了赛马场上的动感。

　　《2014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在上海举行》等作品表达了近年来上海体育的发展，以《2014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为例，其画面取景在外滩，凸显上海这座城市标志性建筑。画家以全景式构图方式来进行画面处理，注重人物刻画，使得画面生动形象。前景为不同肤色的参赛者，远景是上海外滩高楼，整个画面交融着城市与友好的运动氛围。

　　余松 程文娟 张培成 《2014上海国际马拉松赛》158x344cm 2014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藏

　　白璎《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在上海举行》194×154cm 中国画2021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藏

　　冠军也是艺术作品重要的表达对象，摄影师逄小威曾为奥运冠军乐靖宜、刘翔、王励勤等拍摄肖像，展示了赛场下冠军们依旧坚定执着的眼神。

　　蒋铁骊的雕塑《我们夺冠了！》在塑造语言上追求整体、厚重、空间体块强烈的视觉效果，运动员的情绪调动浓烈饱满、高潮迭起，形象地将上海运动员鲜花与掌声背后所付出的汗水与泪水、挫折与艰辛浓缩成散文诗般的纪念碑。